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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掌握全球价值链重构主导权

发布时间:2020-11-08 04:56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编者按】

  3月26日,工信部组织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聚焦重点产业链,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增强协同复工复产动能。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固链”系列专栏,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关注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本文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重点关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无论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后期进展如何,其影响已形成并在不断深化中。与此同时,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积极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本土产业发展带来各种冲击和担忧。目前的趋势是十多年来逐步形成的,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加深了影响程度。所以,从价值链角度对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作出判断,主动积极地顺应和引导全球产业转移的方向,不断稳固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仅是对贸易摩擦冲击的短期需要,更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需求。

  一、跨国产业转移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全球价值链指的是产品或服务从最初概念到终端用途的全部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地理空间和跨国边界上的分布情况。

  目前,全球产业层面的国际分工开始深化,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跨越不同国度,构成以更加细化的垂直分工为主线的复杂的跨国网络,覆盖了更加广泛的国家地区。受此影响,国家间的贸易结构中,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并进一步驱动跨国投资高速增长,将全球生产体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统计,2017年,全球贸易在全球产出中的比重达到了23%,其中,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比重持续提高,并与全球跨国投资增长之间形成明显正相关。

  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日益深化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互为因果。从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机遇实现发展,到引领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提升,中国一直是驱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深化发展的主角之一。

  据统计,中国多数产业生产规模都超过全球30%,电子电器等产业中国制造甚至超过全球40%,加上为中国提供各种配套并形成稳定分工关系的国家的生产能力,总体规模占到全球70%以上,是多数制造业领域绝对的生产主体。其中,日本、韩国、德国等全球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紧紧围绕中国生产体系形成上下游分工关系,通过加入中国的生产体系获得在全球价值链的存在机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三梯队,作为卫星生产基地,为中国提供更低端的生产配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体系的另一个主角,处于一种依靠核心技术垄断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的相对孤立的产业位置,与中国主导的全球制造体系遥相呼应。

  二、跨国产业转移的新特征

  二战以后,全球先后发生三次大的产业转移。第一次是传统机械制造业从欧美国家向日本转移,第二次是传统消费品制造业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三次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全面转移。三次转移中,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是决定产业转移方向和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制造环节的整体性转移是主要方式。

  全球产业转移呈现不同模式和特点:

  第一,全球产业转移的壁垒在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后起国家,仅仅依靠少量的要素成本优势就有机会参与其中,产业转移发生的速度明显加快,转移的范围也明显加大。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产业细化分解和在全球范围分散布局的成本。

  第二,整体产业链转移的难度不断加大,细分产业局部产业链的转移将成为主要趋势。同时,东道国的研发创新能力、投资环境、配套能力,以及终端市场等因素,也比以往三次产业转移时期更加重要了。

  第三,产业转出国家和接受国家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明显提高。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和更高效的国际贸易投资制度安排,正成为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条件。

  第四,跨国产业转移推动形成亚洲区域产业分工网络。近年来,一批后起的亚洲国家对中国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快速提升。其中,最具转移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未来将可能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覆盖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同时,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处于价值链相对高端国家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也不断加强,形成了覆盖多数东亚区域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处于两个生产体系的空间交汇地位,是整个体系的主体和主导力量。

  三、全球价值链将重拾深化发展进程

  展望未来,驱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扩张进程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

  首先,信息技术特别是产业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传统生产体系的标准化和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传统生产环节细化分工的同时,一些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价值链中上游环节,也因为更加标准化的生产,而能够在更广泛的区域分散完成,从而为更多后发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打开新空间。

  其次,中国本土劳动力成本上涨与要素比较优势变化,正形成新的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将影响全球价值链发展进程。需要注意的是,为尽快降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冲击,中国本土企业的自动化进程不断加快,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重要性将逐步降低,产业体系的配套能力不断提升,这将有助于稳定中国本土产业持续发展。

  再次,越来越多的后起工业化国家,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和热情不断提高。收入增长促使消费升级,使得这些国家的市场增长在全球价值链转移中形成新的吸引力,印度等部分国家甚至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强化这一优势。

  有理由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和价值链分工深化进程的放慢,是全球产业体系对过去高速发展的一次修补性调整。经过近十多年的调整,全球价值链深化扩张的动力在不断增强,未来十年,将可能开启全球价值链新一轮扩张和深化的周期。在新一轮扩张周期中,中国将处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核心的地位。顺应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趋势,提升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需要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参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而不应简单停留在对失去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后产业外迁风险的担忧和被动防范上。

  四、中国对策

  基于前文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有机会依托过去十多年形成的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上的主导地位,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积极引领,科学布局,构建以中国制造为核心和主导,深度融合日本、韩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先进产业技术资源,生产制造体系覆盖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市场辐射全球的制造业价值链体系。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多方面的战略支撑。

  第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根本力量。中国要全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构筑产业核心竞争力,掌握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是根本出路。同时,应加快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的提升,实现技术和人才的双轮驱动。

  第二,大力改善营商环境,营造更加国际化的规范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和制度环境,打破传统的产业进入壁垒,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降低全球价值链在中国深化分工的交易成本,从而在促使中国本土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提升的同时,加快全球范围高端产业环节向中国进一步转移,增强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的吸引力。

  第三,主动建立和加强与承接国家之间的全球价值链联系,通过合理引导和布局中国制造业产业向外转移的区域和产业环节,构筑与中国本土产业环节之间高效科学的分工配套联系,争取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结构调整的主导权。应尽快对中国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趋向和中国策略作出全球科学评估,为企业提供更加规范科学的海外投资政策支持和科学战略引导,将过去以企业分散投资为主的模式,引导向构筑相互呼应协作的集群投资模式,从简单的产能转移方式,因地制宜地形成包括股权投资、贸易、生产外包等多元化模式的对外投资格局,逐步建立中国本土企业能够较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将产能的对外转移转变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展,并借此加快本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第四,加大与全球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的价值链融合,加快引进高品质的外资和技术,加强产业和关键技术合作,努力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相对地位,向上游关键环节提升,提升产业附加价值和对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日本、韩国、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二梯队国家,在过去十多年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纷纷通过向产业链中上游的核心技术环节集中,增强对关键环节的垄断和掌控能力,提高产业附加值,最终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目前,这些国家已经与中国在以大规模制造为特征的产业体系之间形成了清晰的互补性分工格局。这些国家的产业利益,需要通过与中国大规模制造体系之间的紧密融合,才能获得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应价值,实现其核心技术的垄断利益。近年来,面对中国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的需求,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开始从简单的垂直型分工向深度的技术合作方向转型,水平分工的特征逐步显现。这一调整方向,有助于这些国家更好地实现已有核心技术的市场价值,正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和积极回应,也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

  第五,深化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合作。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继续深化全球价值链的细化分工和全球布局,突出强化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区域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强化国家间的双边多边合作和自由贸易合作平台的建立,相对弱化周边国家依靠进口关税形成的产业转移的影响力。对企业向外转移的需求,应从被动地“堵”,转向更加积极的引导和布局,通过建立外移产业与本土产业之间更加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提高对本土产业体系的依赖性,延长本土产业体系继续贡献的幅度和能力,同时为挖掘中西部地区承接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链转移的潜力创造更多的空间。

  第六,大力提升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能力。对以拓展海外市场为主要目的的跨国产业转移,应积极鼓励,并创造条件。可以说,对这一进程心态越开放,中国与转入国之间的产业联系将越紧密,价值链的依赖程度越高,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体系的影响力越强。另外,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紧迫性并不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尤其是面对跨国经营风险的经验、心态和风险防控能力都有所不足。新时代,中国企业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暴露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之下,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推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将成为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作者杨建龙系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军系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副教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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